为避免影响考核成绩，行政机关及执法人员很少冒险逸脱裁量基准，实现个案正义。

这就是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的基本政治背景。孙中山的宪政阶段论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国共两党共享的党国传统中的代表制难题，具体表现为训政过程中党的领导与人民主权的结构性张力以及从训政到宪政的转型难题。

训政约法中的党与国家（人民）的关系源自列宁主义的党治思想。不过，作为共同民族危机的抗日战争却为国民党从训政到宪政的过渡提供了另外一种政治过程与政治基础：（1）抗日战争提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政治理由，民族利益超越党派与阶级利益而成为这一阶段国内各种力量的政治共识。纵观孙中山的宪法思想，其中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不可能成为党国体制的直接规范基础，唯有宪政阶段论与党国体制联系密切。宋案起于宋教仁被刺，终于赵秉钧死亡，不仅法律程序已经穷尽，而且南北双方经由共和革命而建立起来的政治信任也荡然无存了。这种法权安排的显著特点在于：（1）该约法更像是对建国大纲的一种解释性文件，而非独立的宪法性文件。

在孙中山宪法思想体系中，宪政阶段论是唯一与党国体制有着直接逻辑关联的思想因素，对于落实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至关重要。[8] 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在政治宪政主义看来，这是不够的。

这种同质性体现于两个方面：（1）宪法上的人民，这一整体性存在通过将共同意志输入宪法之中而在形式上完成共和国整体人格的打造。无论中西，将古典政治形式照搬进现代政治架构之中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但是现代政治架构具有运作的文化习俗与社会基础又不可能完全由现代政治本身来提供——强行由后者提供的后果必然是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将国家主义逻辑贯穿到政治共同体的每一个角落，这种启蒙激进主义模式被历史证明是不合理的。公开原则建立在政府必须对人民负责，人民有权利监督政府这样的共和理念之上。（2）如果缺乏保守主义的制约，这种现代政治理性主义的混合版可能表现出更强的激进主义倾向。

其次，与行政集权相配合，行政法规则出现了泛化，在议会法律之外，行政法领域出现了大量的行政规章，以至于法治（rule of law）有沦为规章的统治（rule of rules）之虞。这就涉及到本文所谓的政治宪政主义的规范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协商民主与参与民主尽管同属于政治宪政主义的原则谱系，但其制度侧重点有所不同，协商民主侧重于民主过程本身的理性价值和协商程序的效用，而参与民主侧重于民主范围的扩大与民主代表性的增强。·社会自治原则——这一原则可以在如下层面上获得理解和定位。在此基础之上，这一框架侧重从原则和制度层面梳理某一政治共同体宪法文本中的政治宪法结构，对人民主权的具体制度形式予以结构化分析，评估与人民主权有关的具体政治宪法制度的合理性与制度实效，从解释论和立法论的双重立场提出相应的批评和建议。不过，这种参与并非一种独立自主的决策体制安排，而是被植入整个代议制权力架构之下，因此，人民的参与在逻辑上包含了对权力中心的承认，即在理性认知与制度安排上承认政府对决策权的合法垄断。

值得注意的是，转型政治中已经包含着常态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转型政治应以有利于常态政治成熟为目标进行制度安排。重要的不是简单地发现和废弃支配关系，而是如何理性地认知和改良支配关系。高全喜和陈端洪的理论中则包含着非常明确的转型原理，对革命与制宪权的理论调用主要服务于两个目的：（1）为既定宪法秩序提供正当性证明。[7] 参见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

转型政治是面向常态政治并以后者为目标的特定政治阶段。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区分转型宪政国家和成熟宪政国家所处的不同政治发展阶段及其宪法需求，就不可能提出具有理性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转型理论框架。

（2）权利保障，对于自由权利应设定政府不得侵犯的边界及维护机制。柏克的保守主义正好对洛克的自由主义形成某种中和与折冲的效果。

本文的基本立场是基于八二年宪法的前提，寻求在整体宪法文本结构之内讨论中国宪政转型的政治宪政主义路径问题。现代共和原则的核心是人民主权，其基本理念是人民自我立法和众人为众人之事。对于转型宪政国家而言，政治宪政主义的讨论则具有引导国家构建与公民成熟的奠基性作用。而在宪法界定下的政治领域，这一思想框架要求立法机关和具有规范创制权的其他国家权力机关应不断创设和修正适合于公民参政的制度条件，而公民则应基于公民身份和有限德性而成为社会公共领域和国家政治领域的理性而负责的参与或自治主体。第一种类型：非常政治。建国60年来的没有司法审查的宪政进步和改革以来人大制度及参与式民主的发展本身就从正反两个方面初步展现了中国宪政转型的政治逻辑。

这种疑难已经出现在阿克曼的高级立法程序之中，阿克曼不得不经常变换关于这一宪法政治过程的程序条件并充分动用常规政治框架内的既有机构来抑制这一特殊程序的激进化倾向。从国内政治宪法学的代表性学术作品来看，其主要理论资源并不来自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或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而是来自于欧美公法思想脉络——一种有别于主流地位的规范主义法学的、具有显著政治意识和民主价值取向的、体现反思性特征的进路。

如果说宪政的精义在于有限政府，则这种有限政府就不仅仅是政府系统内通过分权实现的体制化的有限性（比如三权分立和联邦制），更应包括整个政府系统的有限性，即社会自治作为一个法律保障下的社会治理单位具有相对自主性。因此，所谓的政治宪法学，从其最为完整的理论系谱来看，其与宪法文本之间的关系就呈现为如下两个方面：（1）超文本性，这主要体现在非常政治宪法学的研究之中，这时的宪法文本或者还没有制定，或者已经丧失正当性，革命与制宪成为特定政治主体的主要任务。

对于政治过程和社会自治过程的可适用性疑问不大，这里需要对行政过程适用政治宪政主义的问题作出简要的理论说明。在此共识基础上，内部之价值分歧与路径分野本身就是深化这一共识的必要性所致。

韩伟：政治宪法学的一种解读，载《读书》2012年第1期。以下关于政治宪法主义一般理论的讨论即以该具体立场为基准。这是一种界于非常政治和常态政治之间的政治类型。笔者这几年跟随国内政治宪法学的理论发展与学术对话的轨迹，对相关情况比较熟悉，而且也在不断的激发之下努力思考政治宪法学的相关问题。

成文宪法也可以是政治宪法，是政治宪法学者进行解释、论证和建构的严格科学对象。社会自治可以成为大国民主的微观基础，即作为一种微观民主形式存在。

实际上，中国1996年左右产生的良性违宪理论也是致力于解释作为转型政治的中国宪法现象，但在宪法理论上诉诸一种功能主义的分析，而非回到一种正当性的原则层面。政治宪法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就在于对政治体系据以运转的责任规则进行条理化和系统化。

（1）对象范围：成熟宪政国家还是转型宪政国家？从结构上讲，任何现代成文宪法均具有特定的政治宪法结构，不可能存在一种完全司法化的宪法文本或体系，而一个政治体在宪法上的政治转型与成熟所依赖的也主要不是宪法文本的司法化过程，而是宪法文本的共和化过程。(本文原载《学海》2013年第2期，发表时略有删节，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法学博士）*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法学博士。

因此，这里的非常政治又可细分为革命政治、制宪政治、护宪政治三种具体形式，相应的处理这些具体的非常政治形式的政治宪法理论构成了政治宪法学的重要内容。这一原则与共和原则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侧重于公民人格和民主过程。在政治宪政主义看来，健全的政治不应该只包括选举和监督，而应该发展出一种具有决策意义的政治参与。[20]·责任原则——这一原则来自英国政治宪法（political constitution）中关于政治责任性（accountability）的思想。

在此意义上，政治宪政主义的保守性原则与宪法教义学的保守性原则[15]具有类似的理论旨趣。[1]在价值基础上，政治宪法学明确转向共和主义，与毛泽东时代以阶级论为基础的那样一种政治宪法学具有根本的差异。

英国的汤姆金斯和贝拉米都将菲利普的无支配的共和主义自由观作为理论批评和建构的规范基础。近来关于针对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批评与重构，比较有影响的思想性作品参见秋风：论自由主义的保守化，载《原道》第十五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高全喜的战争、革命与宪法这一线索的研究就建立在这些具体非常政治形式的结构逻辑之上。这一常态政治的预设常常被历史变迁所打破，刺激着人类去认知、解释和规范常态政治之外的历史时间与政治经验。